碳达峰碳中和，随着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》和《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》的相继发布，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已经面世。然而，在实践中，无论是专家之间还是基层干部之间，对许多概念的理解，还是见仁见智，甚至相去甚远。

本次随笔，主要对双碳目标中涉及的一些概念进行讨论。

一、关于碳达峰的时间问题

习近平主席于2020年9月22日已经向国际社会宣布，这一点还需要讨论吗？个人认为还值得广泛讨论。主要原因在于：对于我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，不少学者和基层干部的理解相去甚远。有学者认为，我国达峰时间越早越好，峰值越低越好；有一位山东学者研究认为，我国可以在2029年达峰。这位学者的文章转发到一个群，有人马上提出质疑，并留下一句话：中央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。碰巧我在群里看到这样的事情。我的第一反应是，这两个人说的并不是一回事，研究者提出的是全局性时间，而质疑者说的是率先碳达峰城市或地方的时间。虽然在国内许多学者的研究文章中看到“碳达峰越早越好”的提法，但想查查这个说法的出处及其中的道理。据我粗浅了解，国外许多学者说过这样的话，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德豪斯。但是诺德豪斯后面还有一句话：转型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负担。大多数国内学者说的是，达峰越早越好，还会创造多少增长点、就业机会之类。对此，我是有疑问的：既然碳达峰越早越好，为什么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见不一致呢？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增加碳排放呢？学过环境经济学的人都知道，人均收入与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，这个关系就是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揭示的规律：这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认识背后隐藏的道理：在欠发达阶段人均碳排放是低的（可能与发达国家某个排放水平相同，但发展阶段却差了很远），随着发展过程，碳排放会逐步增加；在到达峰值后碳排放开始下降。 

技术依赖与资源依赖最大的不同在于,资源是有限的,资源的利用严格排他,而技术没有有无之分,只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。这里，将“对非化石能源技术的重视和发展,标志着人类开始了从资源依赖向技术依赖过渡的第二次能源转型。”这一观点能否成立，是值得商榷的。将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界定为技术依赖型的能源体系，也是难以成立的。2021年东北地区出现的“拉闸限电”表明，可再生能源也是资源依赖型的能源。因为如果没有风力资源，风电装机再多也发不了电；如果没有太阳光照资源，光伏发电板再多也发不了电。通常，人们认为可再生能源具有间歇性、人为不可控制等特点。通俗地说，无论是太阳能还是风能，并不是人们想用它的时候就有的，如太阳下山后光伏板就不能发电了，没有风的时候风机也是不能发电的，这就是间歇性；由于这一特点决定了，可再生能源发电是人没有办法控制的，无法做到“想让它发电就发电”的。此外，可再生能源密度一般都很低。根据比尔·盖茨《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》一书中的汇总内容，化石能源功率密度高达500至10000瓦特/平方米，而太阳能、水力能、风能、生物质能都远远低于这个水平。大家熟知的事实是，太阳能利用有光电和光热两种形式，无论是那种形式，都需要一定的技术。如果仅凭此认为可再生能源是技术依赖型的，难道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就不需要技术吗？这里的讨论，并不是要将“可再生能源”拉下“神坛”，而是让大家知道一些常识。不能把“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”就当作我在为“碳中和”出力了，其实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。要开发利用密度低的可再生能源，需要很多的自然资源消耗，以生产光伏发电板；也需要较多的资金和技术投入。有人可能会认为，我国的有些专家在有意无意地为外国技术或资本“代言”，这样的话听起来很不友好，我不太愿意用这样的表述。

后面还要讨论一些概念的内涵，如果你对什么概念还心存疑虑，可以留言我们一起讨论。